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里，滩涂上摄食的候鸟。丰富的底栖生物，吸引了200余种迁徙、越冬的鸟类。

编者按 今年初，农业农村部发布《关于调整长江流域专项捕捞管理制度的通告》；多部委联合印发《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》。一系列举措，直指“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”这一关乎百年大计的生态目标。

长三角地区拥有最密集的城市群、最活跃的人口、最繁荣的经济，当然，也让中国最大的河口背负起沉重的生态负担和资源压力。长江口生态资源修复已刻不容缓。

绵延6300多公里的长江，从江苏镇江开始，便进入了三角洲河段。而在江阴以下的河口段，江面不断扩张成喇叭状。从北面的启东嘴到南面的南汇嘴，长江口的宽度达91千米。由江水带来的泥沙进入河口区，经咸淡水交接汇合，发生絮凝作用并引起下沉，于是，便有了许多沙洲，崇明、长兴、横沙岛。

“长江口有中国最年轻的土地，并且仍在不断生长。”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所长庄平说。

10月初，记者来到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，平静的滩涂、丰茂的水草，候鸟像跃动的“精灵”让这里充满生机。科研人员告诉记者，进入园区必须报备，“保护”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工作，资源正在不知不觉中恢复调养。

众所周知，长江上游的生物物种多样性极为丰富，仅特有物种就超过了100种，长江也被誉为“淡水渔业的摇篮”“鱼类基因宝库”。而鲜有人知道的是，长江口的生物多样性完全不亚于几千公里外的上游。

河口是流域物质入海的必经之地，是陆海交互作用的通道。在河口与邻近海岸发生陆海物质交汇、咸淡水混合、径流和潮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，会产生各种复杂的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和沉积过程，河口的生态环境也因此极具特殊性和多样性。

长江口的渔业资源十分丰富，仅鱼类就有360种。河口渔场历史上还有凤鲚、刀鲚、前额银鱼、白虾和中华绒螯蟹“五大鱼汛”；更为重要的是，长江口的生源要素以及苗种资源，还支撑着长江口渔场及舟山渔场的资源量丰减，是重要的水产资源晴雨表。同时，长江口对海洋生态平衡至关重要，东海渔业资源的富饶，离不开长江入海时携带的大量营养盐。

研究人员表示，随着泥沙沉积，河口形成大量的滩涂湿地。沉积湿地不仅是地球之肾，更是物种繁育和生长的摇篮、迁徙的中转站。潮间带，也叫消落带，蕴含着巨大的生产力。大量底栖生物在滩涂上生长，而它们恰恰是鱼类、鸟类的优质饵料。在长江口，中华绒螯蟹和银鱼在这里产卵繁衍，中华鲟幼鲟、刀鱼和凤尾鱼在这里索饵成长，所以说，长江口就是产卵场、索饵场、育幼场和洄游通道。此外，每年从西伯利亚到澳大利亚迁徙的200多种数百万只鸟类也会在河口停留栖息。

“长江口对于生态的重要性，主要体现在其对河口主要渔业资源和保护动物的生态功能。‘三场一通道’就是最直接的体现。长江口如果遭到破坏，就像是扼住了这些重要渔业资源和保护动物繁衍生息的咽喉。”庄平说。

“长江口，就是为长江坐诊把脉的地方。”庄平一语惊人，让记者震撼。

研究发现，近年来长江口的生态和资源状况一度遭到破坏，面临着严重衰退甚至枯竭。长江口的生态“病得不轻”！

“长江口处在长三角地区，是我国经济最发达、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区。受过度捕捞、违禁渔具渔法、水域被污染、栖息地破坏等因素的影响，长江口的渔业资源表现出生物多样性降低、渔获物个体减小、捕捞量下降等明显的衰退特征。”东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宇表示。

据介绍，长江口渔业资源的衰竭，主要表现在“量”和“种”两方面：

从量看，历史上的“五大鱼汛”，目前除凤鲚还能维持一定产量外，其余品种产量均急剧下降。上世纪70年代，长江沿岸刀鲚渔获量在4000吨左右，80年代下降至400余吨，90年代下降至200余吨，本世纪初仅约50吨，目前已濒临绝迹无法形成渔汛。银鱼方面，上世纪50-60年代年产800多吨，1971年石洞口排污口建立后产量急剧下降，1980-1987年年均产量仅为29吨，1989年银鱼渔场消失。

从种看，长江口的“荒漠化”还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明显退化，濒危水生动物逐年增多，濒危程度加剧，一些重要的珍稀、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已濒临灭绝。

有调查结果显示，1985-2000年长江口的水生生物种类减少了40%。1985-2002年间，长江口底栖动物种类由126种下降至52种。同时，依赖长江口区育幼或洄游的珍稀濒危动物数量急剧减少，长江口原有分布的5种国家级保护鱼类中，白鲟、花鳗鲡、淞江鲈和胭脂鱼在长江口已基本绝迹，仅存的中华鲟的数量也在显著下降。“长江三鲜”之首的鲥鱼曾是长江的五大主要捕捞对象之一，上世纪70年代平均年产475吨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产量剧降，平均年产仅79吨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已无法形成鱼汛，如今已经绝迹。

“长江口91公里宽，横跨三个省（市），过度开发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破坏。深水航道、风电场、跨海大桥等工程，一定程度上都会给滩涂饵料资源、生物种群结构造成影响。保护长江口的渔业资源，修复治理长江口的生态环境，已刻不容缓。”庄平说。

“五大鱼汛”之一的中华绒螯蟹，不仅经济价值高，且生态功能重要。而野生大闸蟹的“故乡”就在长江口。

“长江口是中华绒螯蟹最大的产卵场。历史上，正常年份的蟹苗产量可达50吨，受人类活动影响，最严重时曾降至几百斤。”庄平告诉记者，悬殊的对比让东海所研究团队倍感压力，更找准了突破口。

要想缓解“新生婴儿”的减少，就要先增加育龄“爸爸妈妈”。对长江中华绒螯蟹资源衰退机制的研究表明，繁殖群体不足是资源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科研人员决定，通过增殖放流成蟹增加大闸蟹亲本。

放流也要讲策略。“我们突破了放流亲体培育（质量控制、营养强化）和放流策略（规模、时间、地点和性比等）等核心技术环节，创建了亲体增殖放流成套技术体系。在放流亲体培育方面，采用天然蟹苗进行人工培育，保证放流种质纯正；在亲体培育的过程中通过饵料营养强化，提高放流亲体的繁殖能15%；通过优化放流亲体雌雄性比3∶1，降低放流成本50%。”高宇表示。

由于从大眼幼体到扣蟹是“蟹宝宝”脱胎换骨的一个重要过程，碰到淡水后要迅速下沉找寻滩涂、遮蔽，因此在这个最敏感的时段，必须为“蟹宝宝”提供优质的滩涂环境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过去人为围垦、建造堤坝对滩涂湿地的破坏极大，所以科研团队设计了一种替代方案——漂浮人工湿地。

“飘浮人工湿地”也称人工浮岛、生物浮床技术，该技术可对受损栖息地进行生态修复。其主要原理是利用飘浮材料为基质和载体，种植高等水生植物或陆生植物。该项目采用水面种植挺水植物“芦苇”＋水下吊养沉水植物“狐尾藻”的方式，在长江口区开展生态修复工作。这样，既可以起到净化水体的目的，还可为水生动物提供遮蔽场所；植物根系和沉水植物上附生的藻类、底栖动物、水生昆虫及幼体等，还可为仔稚幼鱼等提供索饵育幼的场所。经测算，在最大面积5000平方米的漂浮湿地上，幼蟹的栖息密度可达350只/平方米。

从2004年起，连续10年的亲体增殖放流，配合漂浮湿地等技术的使用，加上渔政执法监管日趋科学、严格，三管齐下，中华绒螯蟹繁殖群体的资源量从放流前的年均7.7万只增加至近年的年均170万只。2017年，这一数字的峰值达到67万吨。长江口蟹苗年产量已回到历史最好水平。

中华绒螯蟹资源修复成功，不仅使科研团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也让科研人员“举一反三”，将保护修复的技术路线和科研手法推向“长江三鲜”“五大鱼汛”，乃至中华鲟等珍稀濒危水生动物的保护。同时，科研团队对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的灭除控制、人工补种本土物种和生态环境大气检测等技术实施，对长江口生态环境修复和保障物种多样性提供了技术支撑。

在今年初召开的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，庄平领衔完成的“长江口重要渔业资源养护技术创新与应用”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该成果从长江口渔业资源衰退机制、关键生态功能修复和重要资源养护等三个递进层面开展系统研究，阐明了长江口渔业资源衰退成因与机制，并在中华绒螯蟹和鳗鲡资源养护、刀鲚和河鲀繁育、中华鲟保护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，整体水平国际领先。成果实施成功恢复了长江口重要渔业资源，维护了生态平衡，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，是落实中央提出的“长江大保护”国家战略的具体行动和良好开端。

谈及未来如何抓好“大保护”，庄平反复强调“要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，加大宣传教育力度；提升科学规划水平；加大投入，建立生态环境修复机制。对河口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依旧有待提高。”

（稿件来源：《农民日报》，2019年11月23日，第008版：渔业·渔政）